做一个合格的反对派的前提在于，你有足够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社会实践，有足够的财力资源，有足够的拥趸，不能由着自己的处世、处境来篡改固有的逻辑体系。

在回京前夜一干人继续海吃海喝，这已是第二轮送行。时夜一群人话题离不开政治，小处男继续坚持天涯精英的思想，右倾得比王家猫还反动，于是免不了被尔等保守党修理，就差动手学六四了。我最受不了他的逻辑，崇拜毛腊肉，并认为毛发动文革的做法正确：既然控制不住，就要一团浑水重新来。小处男的目标是要推翻土共，即便不能做下一任开国皇帝，也要做一个先烈。他总认为自己当政后可以做到公正、公平、公开，在我看来这近乎扯淡，这种可能性比我突然有一天宣称自己是外星人还扯淡。单凭小处男的阅历和性格，他当政会比土共的做法更加极端，更惨无人道。我有时都想说丫，先把自己家里，把自个儿的修行做好，再来谈政治吧。

我认为任何一派的政治主张都可以得到表达，但并不意味着你的声张能得到尊重。有些逻辑是没道理可讲时，当政者没必要尊重你。做一个合格的反对派的前提在于，你有足够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社会实践，有足够的财力资源，有足够的拥趸，不能由着自己的处世、处境来篡改固有的逻辑体系。我实在不明白，就以小处男为代表的天涯精英们，自个儿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写点风花雪月的文字，连明天的日子是怎样的就不能把握，要来谈怎样的民主。就因为他们自己的生活不好，就要归结到政府照顾不周上来？

我在回京的飞机上继续读《中国人的精神》，以往我不理解，为什么中国自儒家文化出现以来，不管任何时代，形成的政治体制，最后都会归结到皇权这条道路上来。反动点说，目前涛哥就是皇帝，家宝就是首相/宰相，中央党校、政治局、组织部、中央办公厅等将原来的翰林院职能拆分，但这丝毫改变不了中国的皇权制。所谓的民主，归根结底都是在形成皇权制下的专制。我也明白不了，为什么民主到了亚洲，到了黄种人手里，就会变种成玩笑，韩国的自卑式当政法，日本的隔三差五换首相，台湾的打架式政治，泰国巴基斯坦的政变。这一现象更支撑起一种理论盛行：黄种人不适合民主。是不是这样子？

辜鸿铭在书中渐渐为我点津，他拿一战二战来说欧洲的政治，简言之为欧洲是一群兄弟，一家人。德国是带头大哥，有家庭责任感，英国在一战前盛行“群氓政治”，德国人按照原有的民主解决不掉群氓政治，于是德国开始发展“军国政治”，用霸权主义对抗群氓政治，追逐欧洲的最终和平，但是操作失当，变成了一战爆发。这一说法不无正确之道，德国人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近代史上地位重要，严谨、认真的性格让民族有正义和责任感，他们觉得，维护世界的正常秩序是我们的责任，于是他接连发动两次世界大战。

这种责任感，与美国的世界警察的身份全然不同。在众人推崇美国的民主体制时，我却不认同。作为一种没有文化和历史底蕴的国家，美国的历史归结到多元文化发展起来，三权分立是没有任何障碍。但是这要看到总统，或者说这一权力制衡的背后诉求是什么。弗里德曼最近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写到：比一党专制更差的，是一党民主。美国的医疗改革，因为无法形成政治上的妥协，至今举步维艰。历届总统背后的交易，全然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东西这么透明阳光。所以在我看来，美国的民主，更多是包容了欧洲的民主和中国的皇权制而形成的新民主，中国很多人试图追随这种民主之道，但实施在中国，实施于中国人中是否可行，他们全然没分析过。

回到辜鸿铭谈中国人，他认为儒家文化的精髓是“礼义”，中国政治的核心是“仁”，汉族当政时期基本上遵从着这一思想，“仁”的一点在于中国人不喜欢大规模的流血牺牲导致的政治变革，再一点就是希望政治是影响化最小的行为，中国人的内敛性格和世袭传统，导致中国人的政治观无比浓厚，无比敏感，但又一脉相承。这些是西方民主政治恰好缺少的人性化东西，所以辜鸿铭认为，中国的仁可以救西方政治于危难之中，这和目前经济危机时所倡导的“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多么相像？

我们暂且不去讨论中国政治是不是能救西，西方的民主制度在中国是否具备普适性。但说让孔孟的儒家之道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一起来讲，本来就属于伪命题，历史的教训已经为这一比较最终惨败添加了注脚。举个例子，中国最先倡导西方民主制，全民投票选总统的是谁？袁世凯。他最后的下场呢？如果历史重来，全员选举的结果不会比这个好，甚至比他的下场更差。

所以重听一下吴委员长所言“中国绝不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制”，我深表认同。一年前我和北大医学院的朋友谈中国政治，她告诉我“科举制度是世界上最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我听后不以为然，一年后她已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读研，我方在网上告诉她：你的观点是正确的。也只有中国，能够让一个乡下出来的孩子走向政治权力的中心，能够名列状元探花治理朝政。不要试图说服我说布什、肯尼迪都是平民出身，究这一点而言，和那些世袭的太子党有何区别呢？

很多人都是基于反党这一基础上而反党。我非党员，也对贵党的很多做法嗤之以鼻。但不要忽略到土共成功的道路是怎样铺就的，他在篡夺胜利果实、造反、游击、讲究路线、革命、土地变革、内耗、思想变迁路线上一条不少地走过来。甚至土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宣传无团体出其左右，历史不可能只有60年来写就，中国的政治文化也不是也不是88岁的老者所能读懂的，所以它代表着他当政时期的中国，而不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历史终究还是由自己书写，由后来人定性。

土共让我欣赏的一点在于，它不是个固步自封的政党和当权者，他在思想、管理模式、行政效力上都在进步，这个进步的速度，远比你试图推翻它的统治要简洁高效的多。它虽然不代表我们的全部，但是代表着中国政治的精髓所在。

重回帝都，在空中管制上已先着一道，道路渐宽清洁，城市如临大敌，六省市开始效忠勤王，整个皇城也在围绕着十多天后的盛典做最后努力。这在历史上任何一代皇帝临朝浩恩时司空见惯，右派到见了任何一景都说“no”，并不是试图政治自由的成熟之道。不管是土共，还是每个人，在你试图走到你想要的那一步前，请先学会为国卖笑。

传宗接代似乎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自小就接受结婚生子的生活轨迹，在10多岁时遥望老年光景。

自我熟知两性关系、婚姻和家庭责任后，脑海中就不断涌出这样的景象：某一天我坐在书房看书时，孔维埃里或孔琳诗蔓小朋友坐在我边上骚扰：

爸爸，你很爱妈妈么？
当然，就像爱你一样。
那你们当时是怎么在一起的呀？
呃，这个……

你可想而知我脸上的表情该有多窘。事实上，基于我调皮的基因，虽未曾问过父母间的情事，但我相信我的孩子肯定具备如此精湛的八卦天份，并誓将他爹折腾到底。但是这种想象成分，首先在名字上也已破产。我对四字名字、对球星的追求基本被另一方打击得一无是处，她认为这名字是不好听的，应该换掉。习惯牛逼的我显然对于自己的名字能不能优美无可奈何，那就随着日渐到来的结婚生子时日，开始漫无目的却又充满恐慌惊喜的人生探索。

对于孩子，我从生理上心理上都有过“接受-排斥-接受”的过程。传宗接代似乎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自小就接受结婚生子的生活轨迹，在10多岁时遥望老年光景。待到年岁更大一些，我逐渐喜欢女儿，这一悖论就意味着我爸妈希望抱孙子，岳父岳母（大多数）也觉得外孙比外孙女好玩，那么这个家庭里就“需要”两个孩子供他们先去摆弄，然后才能让我领回家，心安理得地做回“爹”。基于我要积极地响应计划生育，生两个孩子不可取的前提下只能期望双胞胎，这关乎到一个养活孩子的成本问题。外甥女非常可爱，我能从她身上看到她表妹的影子。但这丝毫坚定不了我要女儿的决心，我说我不会去管孩子，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不想照顾孩子的人是没有权利去伸张要孩子的，你说对吧。

未婚人士去考虑孩子的事本来就属于扯淡兼不靠谱，但这不意味着不能就这种问题进行探讨，半年前被人说教得要做丁克家庭时，我曾无比排斥，如果不考虑我老爹年近花甲期待抱孙子的眼神及我妈久久絮叨要结婚生子的教诲,我会理直气壮地说两个人的生活是快乐，没啥负担没啥期望。但我下不了那决心，这是你出生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需要担负什么样的责任。

造人不仅意味着巨大的成本问题，而且还关乎起未来的使命。在我们牌桌上，我主张者不要孩子时，双鱼男说死活我都要孩子，他的理由就是老有所养，结果被我和水瓶男极力反驳，如果给不了一个孩子足够优越的条件，那不如不要。你也许会说生孩子是你的权利，但是孩子要不要生存，也有他自己的权利，不能说他还没有出生，你就替代他来选择世界，不意味着你不对他的一切负责，二世祖家的孩子肯定需要三世祖的成长环境，做不到这一点，还不如不去做父亲。

直觉上我都感觉我的婚事应该在列日程，今儿突发神经地开问五一结婚好还是双十结婚好，蜜月是欧洲好还是非洲好——我多想去我渴望的艾因萨拉赫。等先把流程从生孩子倒叙到结婚上，又开始想要是结婚的话不到一年时间了，要赶快准备，比如说攒钱买婚戒办酒席，攒钱买房子买车。这些刚安置好，又要想到该要孩子了吧，毕竟明年就28了后年就29了再朝后就奔三了，加上怀胎十个月呢，再晚的话精子都不优良了，孩子怎么去跟人家竞争啊。

等到自己刚准备修身时，发现齐家的时候已到，再晚的话，真的赶不上“治天下”了。

俱乐部能在百年史中频繁出此头牌事故，已不能用偶然现象来定义。随着足球市场日益商业化，资本力在球队转会和建设中的权重越来越大。

若在国际米兰当头牌，你必须有下场不佳的心理准备，要么被卖掉，要么被废掉。在我的记忆中这一定律屡次奏效：1995年“冰人”博克坎普被甩卖到阿森纳，1999年西蒙尼因和罗纳尔多交恶被卖到拉齐奥，一代旗手贝尔戈米同年在里皮的打压下挂靴。2000年巴乔自由转会布雷西亚，2002年罗纳尔多与教练不和后远走伯纳乌，至今非议不断。2005年国际米兰与维埃里解约投奔AC米兰，2009年初阿德里亚诺与国米解约回到巴西……如今，终于轮到伊布告别了。

穷举国际米兰历史，这份凄凉更会加成。巴乔的偶像，“举起灯光的射手”博宁塞尼亚在1976年被交换到尤文，国米官方如今评判此事仍认为“实在令人无法解释”。1988年夏时“白天鹅”阿尔托贝利被卖到尤文图斯顶替“斑马传奇”贝特加，1992年马特乌斯合同期满时严重受伤，被国米庸医认定其定退役，不得已重返拜仁，克林斯曼在同年转会摩纳哥，三驾马车分崩离析，1994年一代门神曾加因与主帅矛盾被甩卖。即便是“蓝黑图腾”梅阿查，仍摆脱不了被卖到同城死敌的命运，大国际时代灵魂皮基在1967年被迫回家乡球队“养老”……

俱乐部能在百年史中频繁出此头牌事故，已不能用偶然现象来定义。随着足球市场日益商业化，资本力在球队转会和建设中的权重越来越大。百年前10多个人聚在餐馆里就可以决定俱乐部的成立，号呼“她叫国际，因为我们是世界的兄弟！”，百年后在战绩和市场压力面前，商业化运作成为俱乐部发展的必要途径，俱乐部需要对投资人负责，出发点在于自身利益。

在大国际时代，老莫拉蒂用钱执导一切，比赛后发金条的状况触目惊心，教练只是个顾问，一切都是老板说了算。由此赢得大国际荣耀带给他丰厚利润，也给莫拉蒂家族涂上足球的色彩。当年小莫拉蒂重新入主，我们津津乐道他重圆大国际的梦想，但更现实的考量在于，1995年吃进国际米兰时恰逢最低值，十多年来球队市值已上升多倍，即便是算上亏损，整个球队十多年的运作不能算完全失败。更何况他并不是唯一的股东，有其他的玩家在和他一起承担荣辱。

每次看到莫拉蒂、特隆凯蒂等人坐在看台上，内拉祖里的自豪之情油然而生，因为这证明老板爱足球，进而证明爱球迷。我不否认这个老者对球队的爱，但换种思考，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世家子弟，一个典型的二世祖，足球是他的爱好，也是他的玩物，他有权利和心思花在球队的身上，甚至包括近乎偏执的卖人买人换教练，这都可以让球队来接受，因为他就是国际米兰的一切。赚多少钱从来不是这些世家子弟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他只是借理由来花钱罢了。优雅的谈吐和得体的语言符合莫拉蒂的身段，但看着球队百年庆典图片上他的宠物狗都披上围巾时，一个球迷不禁反讽：“连狗都让披上神圣蓝黑战袍的人，你跟他讲什么叫尊重？”

尊重意味着尊重常识，尊重彼此的价值观。一个球队的发展有自身规律可言，不可能依靠老板的心思来改变，否则将是弄巧成拙，莫拉蒂是这方面的典型。尊重彼此的价值观，在于你需要知道你自身立场和价值，并且承担任何行为的后果，维埃里、阿德里亚诺、曼奇尼和伊布先后被赶走，无一不应了那句谚语“歪嘴骡子卖个驴价钱——都吃嘴上的亏。”维埃里在克雷斯波转会后说要把俱乐部管理层全部绞死，后来同主帅曼奇尼冷战；巴乔和贝尔戈米离开因为主帅的挑剔，但若没莫拉蒂同意，谁敢驱赶这些元老；伊布多次声言要离开国米寻求更大挑战，这让吹嘘俱乐部是欧洲前列的莫拉蒂面子非常挂不住；阿德的一堆破事，更是将俱乐部上下折腾得近乎崩溃。

再牛逼的员工，在和老板的较劲中注定失败，不管你是月薪1000万还是贵为高官，这是万事皆准的真理，也是资本的决定力因素所致。在合约允许的范畴内，莫拉蒂家族容忍你的批评和抱怨，但豪门的尊严为金钱远达不到，当你忘记打工仔的身份时，老板定当不容而全力驱逐。老板大过主帅，主帅大过球星，这是体育界通行的法则，也是最基本的常识。对莫拉蒂来说，他在乎是豪门的尊严，这个“豪门”既包括国际米兰，也包括莫拉蒂家族，这是一系列头牌事故的根源。归根结底，这是球队管理文化上的问题，因为国际米兰的人治色彩比其他俱乐部更浓厚，人治相比法治的缺陷就在于人际关系的细微变化都会主导事情进程：桀骜不驯的俱乐部，天马行空的老板，爱出风头的教练和球员，狂热浮躁的球迷，推波助澜的媒体……一切构筑着老板和雇员间的稍微变化就会导致狂暴的“蝴蝶效应”。

回到伊布换埃托奥一事上，两个善于卖头牌的俱乐部如今狭路相逢，犹如干柴遇烈火激情顷刻点燃。巴萨在卖菲戈、里瓦尔多、罗纳尔多、罗纳尔迪尼奥等人上不遗余力，但每次卖掉头牌后球队有新领袖存在，这是清洗的学问，也是球队正常发展的必循规律。但国际米兰空乏长远的发展计划，每次清洗完头牌后，就会面临极大的信任危机和领袖真空。从这层面上讲，国际米兰即便是玩资本力量，也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