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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曾想过一个问题:中国人怕不怕打仗?为什么不打仗?在我的理解中,中国人是怕打仗的,安稳比任何事都重要,除了改朝换代之类的事儿,中国很少用武力来决定问题,儒家思想讲究“和为贵”,很多事通过谈判和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但中国人也是不怕打仗的,因为心底儿有那股气在,就是说四大文明就剩我们了,我们华夏人要“活着”。活着,比什么都重要,至于活得好不好,另说。

中国人爱不爱打仗是一回事,为什么不打仗呢?按照我的混蛋逻辑:为什么不打呢,战争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可以自然消耗人口。但是中国人的心理和政治制度,决定着中国不爱打仗。前面说了,活着对于中国人来说高于一切。而且中国人好面子,如果打仗的话,绝对不会是局部战争,多是全民动员,宋朝打辽时三路出征,灭西夏时五路战场,抗日战争、抗美援朝又是举国全力,原因在于中国人输不起,战争失败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这是不打仗的心理分析。从制度上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打不起来,今儿我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分析万历年间武将地位时的话语,豁然开朗,因为文官治国的传统,导致武将一直不是战争的决定力,这一道理可以推而言之目前的中国。我在网上将书里的这两段原话搜索出来,贴下面。如果对历史感兴趣的话,黄仁宇的书还是值得一读的。

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通常就会导致战争。有时候严重的天灾造成大面积的饥荒,百姓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但是我们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如果一个地区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利益,那么就应当加以压抑而不是提倡。至于天灾足以引起战争,则尤为无知妄说,因为从道德观念来说,天下的事物无不可以共同分配,灾民的暴动,乃是小人犯上作乱的劣根性使然。

但是就武将来说,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和战争的经历却养成了和文官截然不同的气质。他们需要具备准确的选择能力和决心,着眼点在于取得实效而不避极端:冲锋陷阵,要求集中全力,对敌人的重点作猛烈打击;退守防御,考虑的是地形的险要和工事的完善,如不可守就要断然放弃;战斗胜利,就一心扩张战果,而不为其他问题而犹豫。在一般情况之下,他们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视为赌博场中的筹码,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标榜稳健和平。武人在刀剑矢石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目中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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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从这样精彩纷呈的战国格局时代走过,将体育的精彩与悬念尽收记忆时,为什么要去喜欢这种无聊无趣的霸主时代呢?

自皮特·桑普拉斯退役后,我已多年不曾系统关注过网球的任何一项大满贯赛事,只因这里没有我梦想的寄托,所以不必费尽心机。悲哀的是,这六年里网球季如此无聊,虽不乏有去年温网赛费德勒和纳达尔间史诗般的对决,能够让我提神看完且用文字记叙下来,但这样的赛事少之又少。多数时网坛只是两个人的江湖:皇帝逊位后,大太子费德勒和二太子纳达尔间进行王位战。大太子功力深厚,一般的挑战者都无力抗争,二太子则心狠手辣,每次遇见大太子都能出尽异数,他们间的战争天昏地暗,其他人只有打酱油的份儿。所以当你从皮特和安德雷亚·阿加西间长年累月的对抗中成长起来,且看到在他们两人对决时不断涌出冷兵器杀手,比如贝克尔、萨芬、张德培、埃德博格、拉夫特、莫亚、休伊特、库尔滕甚至布鲁格拉、克拉吉塞克等,这个有实力争夺冠军的名单足够让你列出一个加强排的人数时,你会和我一样怀念那个刀光剑影的战场,每一次王位登基都是流血的征途,而非一个游戏币打通关。

另一个让我对网球失去兴趣的理由在于,作为为数不多的男女选手赛都深具魅力的运动,当男子网坛群雄逐鹿时,女子网坛同样精彩。如男子网坛情形相似,当女子网坛失去塞拉斯、格拉芙、辛吉斯、达文波特等人兼具力量与美感混搭的元素后,球场里地仅仅充斥大小威廉姆斯代表的野蛮力量,各种波娃代表的性欲和肉体(我不认为这是网球的美感所在),两种元素互为独立,生生地将力量和美感割裂开来后,网球的男女精彩度不再一致,这项运动的魅力大打折扣。

如此用各种理由来论证网球越来越无聊,足以证明我的刻薄乃至酸葡萄心理,毕竟敬仰的偶像桑普拉斯退役多年,自个儿依旧未能从他的辉煌或者遗憾中走出来,寻找新的精神寄托,这是一种严重的“偶像沉迷症”,要治。心理医生说,治疗的方式无外乎继续给你诸侯争霸、战国纷争的网坛格局,让你在其中找到与自个儿情趣相投的人来关注乃至喜欢,以之取代桑普拉斯,但很遗憾这样的时代一直未能出现,报纸网络端充斥的标题是某某某又夺冠了,这对于喜欢新鲜感的我来说,现实很无味、无趣。我从来都不喜欢一人独霸某项运动的时代,从来不,所以我不会喜欢乔丹、舒马赫、李昌镐、邓亚萍。

大乱后必有大治,这项规律不仅符合战争哲学,也是体育运动的规律。在大鸟伯德、魔术师约翰逊、微笑刺客托马斯等人逐鹿NBA多年后,飞人乔丹一统江湖,他离去后又是奥尼尔、科比、邓肯等人的乱战;黑白方格里,依田纪基、聂卫平、曹薰铉、王立诚、徐奉洙、武宫正树、林海峰、赵治勋、大竹英雄、小林光一博弈多年后,出来李昌镐打得三国的九段们毫无还手之力;F1赛场上普罗斯特和塞纳的上演死亡竞速战后,才有舒马赫一统天下,之后又是阿隆索、汉密尔顿、莱科宁的乱战……所以,当我从这样精彩纷呈的战国格局时代走过,将体育的精彩与悬念尽收记忆时,为什么要去喜欢这种无聊无趣的霸主时代呢?你也许会说我前面这段话难道不是为了论证费德勒已比肩乔丹、舒马赫而成为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么?打住,我首先表明我不会否认费德勒的伟大,但至于是否超越桑普拉斯等成为最伟大的网球选手,我想需要看他那时代的对手战绩。

强调桑普拉斯的伟大,我当然要拿他的数据来说事儿,职业生涯203胜38负,六次年终排名第一。费德勒目前战绩175胜25负,四次年度排名第一。所以要我来说,谁的冠军更有价值,要看所处时代对手的战绩了。在史上最伟大的11名网球选手里,桑普拉斯击败了阿加西和贝克尔共计5次,输了两次决赛,而费德勒可是被纳达尔收拾了五次,只赢了两次决赛。你要说费德勒太强以至于其他人根本不是对手那也是扯淡,除了纳达尔可以进入网球史册,其他人如德约科维奇、桑萨雷斯等哪个不是扶不起的刘阿斗,而阿加西、贝克尔、埃德博格等人都是成色十足的网球名人堂成员。

一组更为直观的数据可以支撑这一观点,桑普拉斯1988年转为职业选手,三年后夺得首个大满贯。费德勒1998年转为职业选手,5年后夺得首个大满贯。桑普拉斯职业生涯15年间,出现25个大满贯选手。费德勒职业生涯12年,出现17个大满贯选手。谁面对的竞争更为激烈可见一斑。要知道桑普拉斯入道三年时就开始从埃德伯格和贝克尔手里抢夺王位,而费德勒在桑普拉斯和阿加西在位的五年里做了什么?桑普拉斯进入网坛时就面对着年长他一岁、早他两年入坛的阿加西,而纳达尔可是比费德勒小了五岁,晚入道三年。费德勒的这五年生涯碌碌无为了吧?况且桑普拉斯在王位对话中战绩骄人,费德勒的全满贯在于主要竞争对手纳达尔因伤退出,其他选手形不成威胁,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即便我们可以以冠军数多少来表明伟大之处,暂且不考虑冠军的含金量,那也要等费德勒再多拿两个年终第一才敢夸口超越桑普拉斯,毕竟年度排名,连续多久排行第一等指标也是衡量一个选手水平的重要标志,这些数据桑普拉斯尚遥遥领先。现在就来说费德勒的史上最伟大我总觉得过早点,尔等心里非常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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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续花了四天时间,将《我的团长我的团》看完了。许久前我下载了几集后就删了,觉得拍摄的画质太差,跟《中国往事》没得比,后来脑筋不对就再度下载,发现我几近错过一部好片,看完后给了五星。如果《亮剑》那种战争烂片都能叫好,那么团长这片儿没得说,不管是刻画人物还是故事情节构思上,都领先国内的战争剧几条街了。人电影导演一搞就是几个亿地折腾一个烂片,康洪雷花了4000多万折腾这么一部好片,了不得哎。中国不缺乏优秀的导演,演员和编剧,可能是缺少发现的体制吧。

看完这么长的片儿,不剧透点似乎不舒服。在我看来,虞啸卿是片中最没种,也是演出最失败的一个角儿。中国的颓势不是因为唐副师这样的人,而是因为虞啸卿。能走上去,不靠家父35岁就走到师长是不可能的。有个唐师在旁边罩着,才让他没有过度迷失自己。唐师没什么错吧,他对得起自己的至交,他对虞家负责就够了,这是最重要的,他坚持着他的信念,而虞啸卿在坚持什么,一个毫无主见的家伙,他弟弟的罪责够砍头么?部下能教育成那样子?在战场上没一点自己的信念要坚持,他根本就没有那个胆量敢赌下这一战,瞻前顾后,被唐师几句话就忽悠得抱着希望,这样的人还领着打这么大的战役,可笑。
  
前阵儿看某部电影时响起一段配乐,记得以前听过多次,试图回忆它的出处,但就是想不起来,翻背景音乐专辑,有好多新发现。才知道那曲儿是卡尔·奥尔夫的布兰诗歌。河东狮吼里唱的那段“来来我是一根菠菜”,曲谱源自奥芬巴哈的《天堂与地狱》,《掀起你的盖头来》的曲调,和风潮器乐《简单的礼物》很相似,天气预报的配乐原来是浦琪璋的《渔舟唱晚》,米查姆的《巡逻兵进行曲》是我的大爱,此外马克·西姆的《出埃及记》也很赞,爱它也有点因为我博客名所致吧,虽然彭浩翔的同名电影拍得有些烂。

听理查·斯特劳斯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时,我去看了尼采的同名著作,里面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尼采说:“即使在幸福中,也有着沉重的动物,有着自始即破脚的动物。但为幸福而愚蠢强于为不幸而愚蠢。拙劣地跳舞,强于颠跛地走路。所以,你们高人们哟,我请你学会我的智慧:甚至于坏的东西也有着两面良好的底边。甚至于最坏的东西也有着两支良好的跳舞腿:所以你们高人们哟,从我学习站在你们自己的固有的退上!忘却了一切忧愁的叹息,忘却了一切庸俗的悲哀!唷,今日之时代贱氓之丑角是何等的悲哀!但今日之时代正是贱氓的时代。”

马克·西姆:《出埃及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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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702954198记得以前谁说过“山西是中国的爹,河南是中国的妈”,看了《如果这是宋史》后,觉得这句话挺有道理。当电视上满是唐朝、大汉、明清剧集流行时,宋朝的电视剧却少的可怜,一方面如此书作者所叙述的那样,很多史料欠缺,另外一个就是整个民族还没有形成对自我最清醒的认识。

之前看过Q版春秋史,那是一个很传奇的时代,人们处处讲究儒家精神、诚信和道义,而且近乎原始的格斗模式,也让战争充满了人类的原始美,尚武精神完全不等于屠戮,冷兵器的战争意味着战争只是为了证明弱肉强食的人世真理。到了汉唐时代,民粹主义开始盛行并逐步高涨,所以我们现在回忆起来依旧热血沸腾,“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三国时代讲究的是种均势,就是在我们现实中,三角型的人际关系中最稳固,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缺失而变得支离破碎,或多或少的人聚都达不到如此效果了。那个时代有智者诸葛亮,有枭雄曹操,有桃园三结义,有大小乔……我们所追逐的人类温情蕴,兄弟情义蕴含其中,但成业需要很多代人,毁业只需要一代人就足以,后主们的愚钝,让这种时代的消失加速。

如果不看宋史,我都不会明白后晋往事如此让我神往,而不是初中历史书上那么干巴巴地说,“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扼杀了我对古史探究的兴趣。隐忍的郭威,勇猛的柴荣,一柔一刚的两个皇帝构筑宋朝的基业,赵匡胤在他们的手下见习、成长,从一文不名的小随从变成宋朝开国皇帝。当历史书将宋朝描绘成羸弱的王朝时,真相却告诉我们宋朝是中华民族史上战争胜率最高的朝代,而且那个朝代初期的立国不是流血的仕途,而是和平演变,王寇间放逐,并且由此形成了影响中国一千多年的汉族治国体系。

宋朝的权力中心在皇帝,下面形成三权制,建立了早期的“退休制度”——虽然是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文官治国的体系开始形成,文人在赵光义时代开始上位,还要说四大发明和东京梦华录么,那是上个世纪人类追逐的盛景,上国的海事从郑和起就奔赴四海。当宋仁宗逝世的消息传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虏主也握住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言:“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狼”和“羊”同声哭泣,那该是人类多么好笑又感人的境遇?

一个不喜欢杀人,优待俘虏和部下的皇帝是不是好皇帝?赵匡胤这样做的,他将宋朝建立成之前几百年未有的大宋天朝,除了北汉没归附,几近收复疆土。他就喜欢韬光养晦,喜欢谋略,如果能用其他方式做到尽量不动武,这对于如今的中国来说实在是最好的模板。尽管赵光义攻破北汉,但这里不能不提这个位于山西的小国家,在北宋大兵压境时毅然不降,战至最后即便灭亡也损失宋朝很大兵力,那是一种民族坚毅的风骨,他去想辽国求援助,也不能说完全的卖国行为,在我看来,生存权大于主权,主权大于人权,所以那些跟我说08宪章的同志们可以退下了,我完全对你们的政治理念不感兴趣。

民族的劣根性在宋朝时也完全反映出来,国人的内斗,做事的韬略,对历史的篡改。但我相信,正是这样的民族史才值得去反思,去了解宋朝为什么衰落灭亡。我看过《明朝那些事儿》后觉得,那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人民之幸,他们遇见一个好的体制,所以才会出现稀奇古怪的群臣关系和党羽的兴败。但如果要了解中国,还是去看看宋史吧,《纽约时报》在新千年时曾写过一篇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他们认为开封这个城市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在反映中国民族的命运,这话我还是认可的,这不完全出于我是一个大宋子民的缘故,而是纵观历史找寻的合理性而已。

想起民族性,就想说说《叶问》和《梅兰芳》及由此引起的战争。叶问重新定义了汉奸的性质时,梅兰芳在讲京剧时,一并抛出一个问题:武术和戏剧这两个国粹,在战争中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作用?是不是叶问打死日本将军,梅兰芳罢演的气节就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的不屈?看到这些场景时我们的确提气,但想想叶问被射杀时上千国人面对几十个端枪的鬼子缺乏反抗,梅兰芳时代民众对京剧从业者的粗浅认知和贬低时,我们不能过多自慰这些国粹所能带来的情感张力,至多就是荷尔蒙的一时分泌过多而已。

中国是个生命力极强又心理极度脆弱的国家,从几千年的分裂统一和文明延续上能看到民族的韧性,也能从日无休止的地域攻击、民族主义、民粹意识中感受民族的悲凉和绝望,我们用京剧来遮住真实的面目而不去反思,用武术强身健体并意淫侠客精神,试图去证明自己比别人强,以至于很久以来我都感觉中国的发展生存不是为了自己生活的多好,而是想向世界证明什么似的,尤其是奥运会开幕式时,一国之君涛哥就为了证明了自己领导的国家如此有才华而热泪盈眶,民众更别提那叫怎么的扬眉吐气了。反倒观察其他国家却没有这样强烈的感受,比较下来中国活得太不真实了,这是民族的悲哀,也是骨子里延续下来的意识和价值观。

历史都是不停地打打杀杀,归结起来就是争夺生存权,当宏驾以战争争夺生存权的眼光再来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如今觉得很释然,这是国家形态必然的产物,也是历史延续的一种形式。这不是说我觉得战争很好,毕竟靠牺牲人权和生命来达到的政治行为一直不是我提倡的,但我相信任何战争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那就是时局和利益的再分配问题。

很久以来我们都在谴责日本的侵略,这是基于中华民族是受害者的角度,以及当局者管理国家的需要。但翻开历史,从唐朝到明朝,中国也一直在欺负日本,也是主子国和附属国的关系,元朝时更是灭了大半个世界。在弱肉强食的时代,有实力才有发言权,发展自己是最根本的,而不是总用憎恨来延续这种矛盾。憎恨是统治者而不是民众需要的,很多时候,民众是跟国家没关系的,你需要关心的只是你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幸福安康而已,政治的东西不要去参合太多。就像历史要重新写的话,我们在共党下有没有在国党治下生活的更幸福还不好说,那么我们干嘛去为了一党的政体而去攻击对方呢?政党之间利益的战争,关乎你什么呢?

退一步来讲,我们去追溯战争的根源、形态和意义。改变人类冷兵器战争模式的,是火药的出现,这让人类的尚武由理智到盲从,从原来的征服式战争变成毁灭性战争,让人类的战争规则发生根本性改变。火药就是宋朝发明并且随后推广的,先辈自己改变游戏规则,然后去骂对手不尊重游戏规则,想来是不是有些可笑呢。

血缘关系是主导人际关系的首要,其次是宗族,然后是地域,最后是国家。在把自己变成精英或者愤青前,在你口口声声灭掉台湾消灭小日本之前,先去看看自己的叔伯堂亲是不是正在遭受贫困的罹难,在你每日每刻都在遭遇这种洗脑式的价值观时,突然发觉打了几个世纪的欧洲人曾经仇恨无数如今却亲如一家,自己仍旧圈限在旧思维中并假想敌众多,与这个世界形成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多回合不计后果的斗争,临睡前您不觉得自个儿严重精神分裂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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